披露此初稿，意图引出的思考是：（1）现行宪法能否进行解释？如果能解释，启动解释的条件究竟是什么？（2）宪法解释应当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启动？（3）全国人大成立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负有开展宪法解释的职责，但该委员会开展宪法解释的含义究竟为何，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履行开展宪法解释的职责？或者说它启动宪法解释的前提、程序以及所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4）宪法解释能否理解为宪法的全部内容都可以解释，其中有没有不宜解释、难以解释或者不可解释的内容？比如，类似宪法征收条款这样的内容能否解释？如果可以，又怎样解释？（5）宪法解释和制定、修改法律包括行政法规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的区别是什么？（6）宪法解释的效力与宪法本身的规定和法律的效力有何区别？是等同于宪法的规定，还是低于宪法规定的效力？是等同于法律的规定，还是高于法律规定的效力？（7）什么叫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开展宪法解释，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先制定一部宪法解释程序法？（8）我国的宪法解释与西方国家的宪法解释究竟有什么异同？等等。
所谓法律保留，即宪法授权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60]我国宪法学通说将第51条建构为概括限制条款，但这种建构实际上妨碍了人们对我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正确认知。
美国法院也认为吸烟属于一种个人自由，See John C. Fox, Bernadette M. Davison, Smoking in the Workplace: Accommodating Diversity, 25 Cal. W.L. Rev.215,220(1989).[17]同注[9]，第180页。[15]不过，有的行为甚难纳入人权的概念之列，也不见于任何国际人权公约的文本，因此也就难以通过人权条款被纳入宪法的保护，如吸烟行为。[11]例如以人权条款为依据，并结合宪法文本中的其他规范，就可以为我国宪法所未明文规定的权利，如生命权、环境权、迁徙自由等找到规范上的依据。法学的任务就在于对法规范进行解释、建构和体系化。[36]按照这个解释，任何依据基本法所制定的立法，只要不违反比例原则，则都能对一般行为自由予以限制。
[3]梳理法条之间的关系，把握其间的实质关联，并依据法条建构出相应的概念和理论，借以有效认识、把握和理解制定法，这是法学的重要任务。此外，对于宪法第40条而言，它所设定的加重法律保留仅仅适用于通信检查，通信检查之外其他限制通信的措施当有单纯法律保留的适用。其一是地权人，其二是城市使用者。
最终，该调查研究委员会形成了一份达450多页，题为《土地利用规制立法中显现的公共性》的报告。例如，由于航空工业的发展而产生领空的概念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但是，经许可解除对开发（建筑）自由的禁止，所恢复的不是基于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使用或处分的权能，而是在公法秩序范围之内的自由。其中有直接对私人设定拘束义务的规划，其代表性的立法例，如英国的地方规划和德国的地区详细规划（B规划）。
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无法明确划分两者的界限。古典的开发（建筑）自由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受到挑战。
在这方面，结合《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和《物权法》的制度内容，有学者将土地权利问题和农民人口城市化问题结合起来讨论，认为从实践中的集体土地股份制出发，应该允许将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他人开发。1.我国所面临的城市化问题，既存在其他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又存在我国特有的问题。城市化建设与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特定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18]在这个历史阶段，日本对应城市化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普鲁士法律制度，这在其当时的城市规划法和城镇建筑物法上有所表现。
1976年，该法经大幅度修改，增加的一大内容就是行政程序的整体制度设置。美国于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以近代城市规划为基础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旧制度的核心只是将土地作为商品加以认识，以该商品价值的保全和提高为目的。[36]该判例载BVerfGE 21,73.[37]参见朱芒、陈越峰主编：《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上、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在应对这些问题的同时，法律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了解、理解和借鉴这个概念及其发生的制度性机制，无疑可以成为探讨我国新型城镇化法律制度中空间规划的基础。依据州政府授权，地方政府通过行使治权，以实现保证和增进公共保健、道德、安全、福利等目的。
[50]参见朱芒：《从社会运动口号到法律制度概念——日本的社区营造概念》，载《城市治理研究》第2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122页。1981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水砂案的判决[44]便是一个历史性标志，其对于法律制度的解释，以及对法学内容的影响非常深远。
二战以后，欧美各国随着战后社会的复兴和经济增长，在城市发展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大城市密度过大、城乡差别、城市功能低下亟待更新等。应该根据公正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的要求，将土地较其他财物更加用于公共利益方面。例如，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大幅度扩张之时，民间社会出现了以（社会的）社区营造对抗（国家的）城市规划，继而促成两者在法律制度中融合的动向。这种变化不仅限于日本，而是城市化过程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普遍出现的社会现象。第五，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法律制度，强调行政程序立法。根据笔者的学习和研究，基本可以认定该原则的归纳来自藤田宙靖教授。
大貫裕之「必要最小限原則の克服に向けて」藤田·磯部力·小林重敬編集代表『土地利用規制立法に見られる公共性』所収、財団法人土地総合研究所2002年第64頁。该法律原来的内容只是规定了城市规划的公示查阅制度，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这些规定提出自己的意见。
[51]有关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与法律（法学）的关系方面，前两个阶段的概念定义及有关论文参见原田純孝編『日本の都市法Ⅰ』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第1頁。1987年，该法与《城市建设促进法》一同被合并入新制定的《建设法典》。
这些权利的具体内容均由私法规范，在我国，目前由《民法典》具体规定。这里，以行使行政权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国家，构成了三角形方式体现出来的法律关系状态中的一端。
而这个时期的城市规划法律制度，基本上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物理性的公共设施规划。而居于社会一端的地权人和城市使用者，往往在事实上成为行政权管理的客体。但是，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看，城市与法律或法学之间的变动关系，已非停留在城市化这个阶段。这属于一般行政警察权的管辖事项。
相对于以土地所有权为前提的建筑自由，近代法属于制约法。[6]如日本都市法理论的开拓者五十岚敬喜教授一直认为，与欧洲相比较，日本城市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根源是支撑建筑自由的日本土地所有权的绝对性。
因此，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推导，如果某一日立法者认为在土地上建筑的权利是与土地所有权的内容相分离的他物，需要特别授予之后才能产生时，也不会显得有多么不可思议。1909年，英国颁布《住宅城市规划法》，授予地方政府规划权限，防止土地用途混乱，确定公共设施、道路用地，建立开发项目的秩序。
第四，在实现规划所设定的城市发展目的方面，法律规定的方式趋向多样化。并且，这种制度是多层组合而成。
认为理想的城市秩序应该表现为由安全、便利和舒适这三项基本要素组成，并有机结合成一体。这样，城市化或者城市建设改变了之前单独物理性城市建设的概念，需要以综合规划为前提，从全国或超越狭隘地域的广域性视野出发，建立人口和产业合理配置、城乡之间平衡发展、交通网络完备、行政设施系统有效的规划法律制度。随着城市化的进展，一些新型的权益，或者既有权益新增长的内容在城市空间结构中因应而生。在此背景下，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法律制度开始出现赋予行政主体超过上述一般警察权范围的、更为广泛的规划权限，以此公共手段积极设置土地利用秩序、介入城市设施建设等方面。
[5]该报告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日本的城市化为什么没有取得如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成绩。[48]例如，2001年12月4日东京地方法院国立公寓案行政判决（东京地判2001年12月4日判例時報1791号3頁）。
1.城市规划与法治保障的关系路径。1889年颁布的《住宅法》，加入了实现建设和维持健康的住宅的目的，从土地的建筑使用出发，一定范围内禁止建造危险的或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建筑，设置了如美国区划那样的、只允许建设住宅或办公楼的地块，由此向综合性城市建设属性的土地利用法律制度前进了一大步。
[50]而这个起源自日本的用语，作为技术概念也在影响着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发展。为了保障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同时也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生活利益，二战之后城市建设法律制度的一大动向是制定和强化行政程序法。